在成都,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http://dajia.qq.com//original/teahouse/导读

过去,每天光顾茶馆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茶馆生活轻松而自在,朋友和熟人在那里会面、聊天、下棋、谈生意、社交等,进行各种活动。

成都给外地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闲逸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茶馆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1940年代《新新新闻》上关于成都茶馆的一篇文章称,外地人对成都的第一印象便是茶馆数量多,人们生活闲逸,茶馆无论大小,都是高朋满座。

过去,每天光顾茶馆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的茶馆生活轻松而自在,朋友和熟人在那里会面、聊天、下棋、谈生意、社交等,进行各种活动。

茶馆有其特殊的诱惑力,诱使人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在那里消耗时间。这引起了不少外地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批评。

但成都居民对自己营造的悠哉乐哉的生活气氛颇为自珍,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即使同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大大地改变了。只要有时间,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便来到茶馆。

茶馆中的中老年占大部分,他们一般都到住处附近吃茶,成为最忠实的客人。如果茶馆里讲评书,他们几乎每晚必到。成都有许多大户人家子弟、城居地主、有产寓公,他们不少来自外县,寓居异乡,沉湎于成都的生活方式,更成为茶馆的常客。

从抗战后到国民政府的崩溃,茶馆生活仍然能保持着活力。如1946年,甚至到了深夜,按照《新新新闻》的描述,“茶厅前人像潮水一般涌了进去,一面又奔悬的飞泉,不间断的泻了出来。”对茶馆巨大的人流的描述,真是非常地形象。

劳动人民的休闲

普通人比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更经常使用茶馆。大多数日夜讨生活的下层人,如轿夫、黄包车夫、小贩等,都到茶馆解解渴、歇口气。

直至晚清成都的现代工厂微乎其微,大多数都是手工工场的工匠,或店铺的店员,餐馆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雇工,他们勿须像现代大工厂的工人那样遵守严格的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非常灵活。

例如,那些在街道两旁铺子里做工的工匠,休息时便到街角的茶铺。这些茶馆为各种普通人服务,像砖瓦工、木匠、石匠、挑水夫、裁缝、车夫等,他们多在街头谋生。即使那些必须按时上下班的工厂工人,一有机会,也到茶馆消磨时间。

在1930年代,东门外某工厂的一伙工人,每天中午休息时都到东门大桥头的一个茶馆,边钓鱼边品茶。茶馆老板也是钓鱼爱好者,他们成为了朋友,老板还帮他们保存鱼具,抓到了鱼则为他们烹调。

1947年的《华西晚报》指出许多店铺工人把茶馆视为“半个家”。他们自己的住房狭小、简陋、阴暗,不是久留之地,那些在晚上耐不住寂寞的人,只好到茶馆找乐子。许多来自外地的工匠和学徒就住在店里,而这些地方生活不方便,亦没有热水,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茶馆里度过,早上到茶馆洗脸到晚上洗了脚才回家睡觉。

1918年的《国民公报》上有一个讽刺小说,描述了农村人怎样留念成都的生活,原因之一竟然是那里人们可以在热闹的茶馆里尽情喝茶休闲!

铁杆茶客是怎样造就的?

成为一个茶客显然不是一个晚上形成的。许多茶客是在他们父辈的长期熏陶。海粟回忆1930年代初他父亲每天晚饭后带他到第一泉茶社的情景:这个茶馆离他家仅一街之隔,他父亲买一碗茶但占两个座位,过去的茶馆似乎对买一碗茶占两个位并不干涉,这与后来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一茶一坐”告白的茶馆是不一样的。父亲喝茶,小孩则吃一把花生,“当我把花生吃完便沉沉欲睡了。等他茶瘾过足,我已进入梦乡,父亲只好把我背回家去。久而久之,我也成了一名‘茶客’。”

海粟的经历说明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茶馆的环境和文化、顾客的言谈和举止等,使人们了解社会,建立社会网络,甚至形成了个性和习惯。即使那些白天必须工作的人,一旦有机会,也光顾茶馆。

茶客的种种面相

胡天在其1938年的《成都导游》和易君左在其1943年的《锦城七日记》中,提供了关于茶客的两个非常有用的词汇:“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

这两个词囊括了到茶馆中的大多数茶客。“有闲阶级”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

“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如工匠和小贩等;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员和文人等。

当然,“闲人”、“忙人”并非是社会阶层的划分,角色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闲”的人并非都是富人,一个苦力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也可以是一个“闲人”;一个富商在茶馆里做交易,也可以是一个“忙人”。

1942年,一个地方文人归纳了成都有四类茶客,首先便是“吃闲茶”的人,其他三类是“做生意的”,“吃讲茶的”,和“特别性质的”(包括袍哥、媒人、流氓、娼妓等)。

“吃闲茶”的人,一般是在春煕路、商业场、少城公园、复兴门外等区域的大茶馆。春煕路和商业场店铺众多,许多中产及以上家庭的妇女到这里购物。

这篇文章讽刺道,许多来这里茶馆喝茶的顾客并非真的喝茶,无非是来打望女人,一饱眼福。一碗茶不贵,顾客可能花更多的钱在香烟、炒瓜子、水果等,还有脸帕、小费等开销。

在那些雇女招待的茶馆里,许多顾客也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想同女茶房吊吊膀子,因此到这些茶馆的人经常被认为是“浮浪子弟”。不过,这也未免太以偏概全。实际上,抗战时期女茶房很普遍,各种茶馆都有,为来自各行业各阶层的茶客服务。

对那些有家室的人,茶馆则还有另外的妙用,它是家庭矛盾的一个缓冲地带,或防止家庭矛盾激化的一个“避风港”。如一个男人与太太吵了架,“一气之下到茶馆坐上半天,碰着几个朋友谈谈或是租一两份报纸读读,此刻已经心旷神怡,情绪平和”。

在美国城市里,人们到酒吧去也有类似的动机:“饮酒使人逃脱痛苦”,酒吧就是“家的延伸”。有趣的是,P.杜伊斯(Perry Duis)相信酒吧“犹如一个家庭的安全阀,为男人躲避拥挤的租房的一个方便的去处”。

理直气壮地作茶客

地方精英指责成都居民太懒散、太悠闲,其主要论据之一便是茶馆生活。但成都人并不为此感到内疚,民国末年甚至有人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标准茶客”:

成都这环境造成我,还是我血液里本就先有茶癖?我说不清。总之,凡我附近的茶馆,没一家不承认我是标准茶客。“标准”在这里,没有“雅”和“品”,“潇洒”“清高”“上等”等妙意,而是指:光顾得很勤,不赊欠,不麻烦这种好买主。无论茶馆之堂皇、肮脏、热闹冷静,一样进出,毫不拘泥。无论其为花茶、芽茶、香片、茉莉、下关、龙井,都无二味。倘要选择,我就特别喜欢那冷僻一点,“下力人”消闲那种茶馆,吞毛茶,可以看书、写稿。过去很长几段失业光阴,就这样“喝”下去,不论寒暑,不分阴晴,除了吃饭拉屎,几乎整天停在里面……只觉得上吞下泻是件舒服事儿……因而我往往为了一碗茶钱,舍得“当”一件衫衫,一床铺盖。

这还真有点像是茶客的宣言书,也是对那些批评的回应,同时也是一幅茶客的自画像,我们知道他喝什么茶,怎样看到自己,在茶馆里干什么。

有趣的是,作者显然是一个文人,也并不在乎去“下力人”的茶馆,在那里“看书”、“写稿”也并不觉得别扭。作者宣称为喝茶肯付出任何代价,似乎是倾家荡产也要喝茶。

不过,所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由于喝茶而破产的人。显然,当成都茶馆和茶客遭受攻击时,这位先生无非是要以这种绝对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宣泄自己的情感。

休闲并不是赋闲

社会学家J.杜玛泽第尔(Joffre Dumazedier)指出,“休闲(leisure)并不是赋闲(idleness),如果说赋闲是受雇工作的反义词,那么休闲不过是工作的另一端而已。”

不过他定义休闲为“从家务和工作中的解脱”。他认为“休闲的社会学”应该“区别休闲(leisure)与有闲(spare time)”的不同。因此,“休闲是有目的的活动,在文化的层次上满足个人需要”。

按照杜玛泽第尔的定义,那么一个茶客可以是一个赋闲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在休闲的人,还可以是打发有闲时间的人,但是这三种类型也可以转化或重叠。在一个茶馆里,一个赋闲的人也可以是在寻求休闲,一个休闲的人也可以在打发时间。

社会学家S.德·格拉兹亚(Sebastian de Grazia)指出,在中国,人们不倾向于区分休闲和赋闲,于是中文中翻译“悠闲阶级”(leisure class)为“有闲阶级”(having-idleness class)。的确,在中国,“休闲”(leisure)、“赋闲” (idleness)、“放松”(relaxation)等词并没有清楚划分,三者都可以用“有闲”或者“悠闲”来概括。而这两个词,犹如它们的发音一样,经常是可以互换的,即使它们的原意还是有所不同。因此,一个人坐在茶馆里经常被认为是在“休闲”,或者是“赋闲”,或者是“放松”,或者是在打发“有闲”的时间。

茶馆具有如此的魅力,能吸引顾客,在茶馆中的各色人等都参与了茶馆文化的创造,茶馆成为了街道和邻里的中心。

人们喜欢利用茶馆作为社交场所是与他们的居住环境相关,人们去茶馆追求热闹的气氛,穷人的住所狭小简陋,只好到茶馆会客。而且,穷人也支付不起高档的娱乐,那么茶馆便成为他们的唯一去处。

从一定程度上讲,茶馆是真正的“自由世界”。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茶馆,成都人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虽然茶馆生活像成都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转变的影响,但茶馆生活的基本形式仍然保留下来,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坚韧性、持续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本文所配照片系作者2019年7月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