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路撒冷遇到突然双膝跪地的大叔,不要奇怪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导读

双方都坚称耶路撒冷是各自的首都,因而出现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个国家“共用”一个首都的现象。

蜂蜜与牛奶流淌之地

如果不是耶路撒冷国际电影节的邀请,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产生到以色列转一转的念头。因为经常看到的,都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冲突的报道,伴随着被武器摧毁建筑的断壁残垣画面,着实产生了这是世界上一个恒久不可能和平的错觉。

从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以色列国父之名命名)向西沿高速公路开五十多公里,才能到达耶路撒冷。但出租汽车司机告诉我,这基本就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纵深宽度——从名义上的以色列边界城市耶路撒冷到几乎处在同一纬度的海边城市特拉维夫,也不过七十公里左右。

我维基了一下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算上被它实际控制的巴勒斯坦部分地区,大约2.2万平方公里。在飞机上我粗粗浏览了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的几次战争历史(史称五次中东战争)。这个东西战略纵深不到一百公里、面积仅仅相当于一个半北京城区加郊县大小的国家,在四十年间左冲右突,越战越勇,反复击败了周边国土和人口数十倍于它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它是怎么做到的,对我来说,也是个谜。

以色列7月的正午如火炉一般,耀眼强烈的阳光直射似乎一下就可以把人烤化。车驶出机场后,展现在眼前的是大片沙化平原土地上星罗棋布的绿洲。司机告诉我,如果持续往西开,到约旦边界的死海地区,才真的是不毛之地(一周后我的死海之旅,印证了他的这个说法)。我托腮看着公路两边堆积的黄土,脑子里还是充满了问号:很难想象眼前就是那片圣经中富饶的“蜂蜜与牛奶流淌之地”,相反炎热干旱寸草不生倒是比较贴切的描述;更难理解的是,这就是两千年来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反复流血而争夺的圣地,究竟是什么驱动了无数人以生命去捍卫这样一块看起来如此贫瘠毫无生趣可言的土地呢?

“你刚刚为什么说是名义上的边境?”我问这位人到中年大腹便便的司机。他笑笑并不回答。车到酒店,他帮我取出行李,才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回答我:“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旅行愉快!”他钻进驾驶室启动离去,留下我带着一脸茫然思索他回答的含义。

耶路撒冷与边界

电影节的主场地——耶路撒冷电影资料馆位于城市中央一座不高的小丘上,与著名的旧城(老城)隔山相望。它上下三层,依坡而建,有四个放映厅,一个室外花园,是我去过的不同国家电影资料馆里最漂亮舒适的一个。

开幕酒会在面向老城城墙的露天花园中举行。站在花园围墙边向远处眺望,落日余晖映衬下老城的东边,是大片密集的房屋,其建筑风格和新旧程度都与刚刚一路走来的西耶路撒冷市区截然不同。

眺望老城,作者供图眺望老城,作者供图

我问电影节负责接待工作的哈杰尔女士:“这里是不是已经离国境线很近了?”她指着不远处围绕着老城城墙而过的一条马路告诉我们:名义上,这是东、西耶路撒冷的分界线,公路的东边便是巴勒斯坦地区,以公路一侧修建的石墙为界。这条边界线是1967年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形成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分界线。而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部队控制了绝大部分巴勒斯坦地区,其中也包括东耶路撒冷。现在东、西耶路撒冷只是两个地理上的不同称谓,而没有实际上的分割作用了。唯一的区别是,大部分巴勒斯坦居民都住在这条界线以东,而以色列居民则住在这条界线以西。

晚些时候回旅馆翻阅耶路撒冷城市史,我才知道巴勒斯坦因为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第三圣地的缘故,一直不承认以色列对于这座城市东、西两部分的实际控制。而以色列同样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先祖所罗门王建成的第一圣殿所在地,也将它尊为圣地。双方都坚称耶路撒冷是各自的首都,因而出现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个国家“共用”一个首都的现象。我也才明白下午出租车司机对我意味深长回答背后的涵义:他并不认可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宣称的主权,但在实际生活中,作为弱势一方又无计可施。

不过,我看着眼前的景象依然有点惊讶:在想象中,敌对双方的分界线应该是哨卡和铁丝网密布,荷枪实弹的军警四处巡逻。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条在下班时间被私家车和公共汽车堵得水泄不通的马路,而我们这群影评人则站在百米之外的花园里边喝鸡尾酒边等着看夜场露天电影。这座城市展现出的外表宁静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些外来者基于报纸和电视新闻所产生的想象。

几天后,闲逛中的我从大马士革门走出旧城,眼前是一条绿灯闪烁的人行道,我没有多想,小跑着穿过马路,向前走了十几米,才忽然意识到我刚刚穿过的就是那天看到的东、西耶路撒冷分界线,而现在已经身处“名义上”的巴勒斯坦地区了,当我回身看这条边界,除了简易交通护栏以外没有任何标识,也看不到巡逻的军警,仅仅是马路这边星罗棋布的阿拉伯语商店和餐馆招牌在提醒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行人和外国游客这块地区的属性。

耶路撒冷老城城墙,作者供图耶路撒冷老城城墙,作者供图

在去以色列博物馆参观“死海古卷”的出租车上,我和另一位巴勒斯坦司机海聊了一通,了解了更多生活在以色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的情况。由于以色列将东耶路撒冷视为国土,因此所有居住在该地区的巴勒斯坦居民都自动获得了以色列全境的永久居留权,并可以申请加入以色列国籍。持永久居留证的巴勒斯坦人可以在以色列境内工作,这是为什么在耶路撒冷的绝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都是巴勒斯坦人。

当然他们也需遵守以色列法律,出租汽车司机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按照伊斯兰习俗和律法他可以娶四个妻子,但以色列立法机构针对这一习俗制定了相关条款,他必须和现任妻子(们)协商取得她(们)的同意后,才能迎娶下一任新娘,否则就要因为重婚罪遭受五年牢狱之灾,而他现在正努力说服妻子同意他再结一次婚。

在几次中东战争期间,数量庞大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故土,流散到周边不同的国家,为此遭受到了极大的屈辱甚至生命危险。但逗留在以色列境内的这一小部分巴勒斯坦人,在熬过了难捱的战争岁月幸存下来后,时至今日在法律上已经取得了和犹太人平等的权利,看上去过上了相对正常的生活。

政治与电影

电影节组委会组织了几位以色列影评人和我们开圆桌会,但由于我们这些外来者对当地电影的了解极为有限,很快交流就脱离了艺术的范畴,演变为几位本土影评人关于电影中政治化议题的表述,以及对民族冲突、战争、和平以及犹太民族本身的身份认同问题的不同看法。

有意思的是,一些以色列电影人,他们站在个体立场反思战争留下的阴影和创伤,出现了不少由以色利导演拍摄但从巴勒斯坦人视角出发审视社会现实的作品,国家电影基金甚至资助制作了一些倾向于巴勒斯坦立场的影片。

如《与巴什尔跳华尔兹》和《黎巴嫩》这样带着强烈反战意味的影片当年都获得了以色列政府的支持,本届电影节上也有如《痛苦的边界》(Border of Pain)这样追踪在以色列就医的西岸巴勒斯坦病人所遭遇困境的纪录片。而真正引起我兴趣的其实是一部由特拉维夫大学电影系学生拍摄的纪录短片《胜利的形象》(Image of Victory)。

影片摄于2014年在加沙地区爆发的以巴大规模军事冲突期间。摄影机追踪一位年轻的士兵进入前线,他在战斗爆发不久,还未和敌人真正驳火,就腿部中弹被抬下了战场,送到特拉维夫陆军医院养伤。虽然距离战场不到一百公里的城市里一片安详平和,但父母的担忧和腿部难以忍受的疼痛让他焦虑不堪。亲友络绎不绝地到来看望他,送来了鲜花、糖果、玩具,甚至有陌生人冲进来给他发了一百美金,大家都将并没在战场停留多久的他当成了战斗英雄。

看望活动随即更加夸张起来:伴随着电视中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群众的控诉,著名摇滚歌手来到病房里为他演唱,犹太拉比现身为他祈祷,有天他睁开眼发现梦中情人著名模特也出现在病床前,最后国防部长大驾光临亲自为他朗读了国家写给他的感谢信。接踵而至的荣誉和剧烈的伤痛搅和在一起,加上内心隐隐的愧疚和对战争深深的疑虑,堆起了他脸上无奈又尴尬的笑容。

别看这只是一部学生作业,但导演的拍摄态度相当克制和冷静,以带着距离感的观察者角度审视了一场逐渐演变为黑色喜剧的生活秀:在纷至沓来的赞许、褒扬和奖励前,这位年轻士兵不得不把内心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困惑压在心底,忍着伤痛努力扮演英雄形象。

短短25分钟影像背后潜藏着影片主人公和创作者对于战争极为复杂的感受:深度怀疑、意图拒绝但又不得不接受并“被迫”在表面引以为傲——这也许代表了很多以色列普通人对于压在肩头的沉重政治负担的真实感受。

一个宗教化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也是我去过的最宗教化的城市。即使是最热的午后大街上,也有很多男人头戴黑色礼帽,穿着黑色西装长大衣,额头两侧垂下打着小卷的一缕头发——这是保守虔诚的犹太教信徒标准的装束;而女性则头戴浅色发带,身穿古朴的长款长袖连衣裙,其式样颇像以前在照片上见到的1950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女工。

犹太安息日的前夜,我和美国影评人查克在酒吧聊到午夜,徒步走回旅馆。在酒店前的街心花园里,便看到这样装束的一对男女坐在石凳上借着路灯灯光手捧一本厚厚的经书低声诵读。我看了一下表,已经一点半了。我在不同国家断断续续生活了将近二十年,从没有见过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佛教徒在凌晨的城市街边如醉如痴地阅读经书。和我同行的查克对此也惊讶不已。

第二天是安息日,也是犹太教每周必过的主要节日之一。电影节组委会为我们聘请了一位导游一起游览著名的耶路撒冷旧城。旧城面积不大,只有一平方公里左右,四周由高耸的城墙围起,居民和游客由七个城门进出,内部则遍布蜿蜒的小径和风格各异的房屋,以及动辄就有上千年的历史的古迹。

据希伯来圣经的记载,在以色列人的先祖之一大卫王于公元前11世纪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旧城已经是居民密集的城市。在公元前的1000年间,犹太王国曾在旧城的东侧两次兴建规模巨大的圣殿,但分别被巴比伦王国和罗马帝国焚毁,仅仅留下了圣殿西侧的一段石墙,成为犹太民族昔日辉煌的唯一历史遗迹,这也就是被当代犹太教徒尊为圣地的西墙(也称哭墙)。

哭墙,作者供图哭墙,作者供图

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不久,约旦出兵占领了东耶路撒冷,捣毁犹太会堂,将居住在旧城的犹太人驱逐。20年后的六日战争,以军击退约旦军队占领耶路撒冷,时隔两千年西墙终于重回犹太人之手,这也才有了那张著名的三名以色列士兵脱帽站在西墙前肃立的照片。

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夺取西墙,犹太人两千年后再次控制西墙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夺取西墙,犹太人两千年后再次控制西墙

也许只有在安息日来到西墙广场,才能体会到犹太教徒全身心投入信仰的强烈氛围。通过重重安检,我终于站在了广场的中央,出现在面前的是长约100米的土黄色石砌高墙。广场上人潮涌动,穿着黑色宗教服装的犹太教徒聚集在西墙前,他们或双手扶住墙壁,头深深埋下,默默祈祷;或坐在墙前摆着的颂经桌前,面前摊开厚厚的经书,前后摇晃着身体,低声诵读,整个广场上读经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广场的北侧还沿墙搭建了室内的犹太会堂,踏进门口就能看到两侧竖立着直至天花板的高大书架,摆满了不同版本的经书,前来祈祷的教徒进门就可以从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坐下直接开始颂经。

假日时的士兵走过哭墙广场假日时的士兵走过哭墙广场

据说西墙原本露在地面上的部分并不多,以色列在占领耶路撒冷后,拆掉了紧贴西墙有770年历史的摩洛哥区,然后掘地三尺,将被地面掩埋的旧墙体挖出重现天日,满足了犹太教徒们有更多祈祷空间的要求。如今的西墙广场分为南北大小不同的两个部分,供男女分别祈祷所用。

也许最让犹太人心痛的是,当他们匍匐在西墙上以悲壮的心情祈祷时,在墙的另一边,第一和第二犹太圣殿的遗址上,高高耸立的是有将近1400年历史的两座伊斯兰建筑——带着金色圆顶的奥玛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当我们转身离开西墙广场时,正是穆斯林们一天祈祷时刻的来临。广播喇叭中悠长高昂的伊斯兰祈祷和眼前犹太教徒们的低声吟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难以见到的奇景:两个如此对立互相引为世仇的宗教竟然以几乎脸对脸的近距离在耶路撒冷老城共存,这种奇特又紧绷的张力让人终生难忘。

时过境迁,犹太人已经在以色列占据了优势地位,因此也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能真正容忍圣殿山上矗立的伊斯兰象征。以强硬著称的以色列前总理沙龙就曾于2000年在几百名以色列军警的保护下强行拜访阿克萨清真寺,引起了巨大争议,并间接触发了长达七年之久以巴暴力冲突,被称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应该说,越是弱势的,就越趋向于封闭起来保护自己。这一点对于老城中的穆斯林设施来说愈加明显:几乎其他宗教场地和设施都对游人开放,只有通往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的道路被警察把守,禁止非穆斯林进入,据说一天之中只有上午短暂的时间可以开放通过。

老城中并不仅仅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存在,对于基督徒们来说,这才是他们心目中唯一而不可取代的圣地。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夺取东、西耶路撒冷控制权后,任何宗教信仰的各国公民都可以进入老城在各自的宗教设施中进行活动。而保留下来的四个区域——犹太区、穆斯林区、亚美尼亚区和基督教区中,基督徒居民也占据了重要的比例。

第一次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第一次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

传说中耶稣的足迹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基督教教堂和遗迹如天女散花般散落在老城中:在老城大卫墓旁的一间大厅的晚餐中,他宣告十二门徒中有一人将他出卖给了罗马统治者;他在耶路撒冷城狮门外被宣判死刑,背负着着十字架穿过城市,经过了十四处节点(苦路十四站),最终来到行刑处,被罗马士兵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但又在三天后从墓穴中复活。

被基督教列为苦路十四站的前半段现在位于老城穆斯林区,其中的许多教堂和遗迹分属于法国、英国和奥地利政府的财产。这一带其实布满了巴勒斯坦穆斯林开设的商店和餐馆,而前来朝圣的基督徒们则穿梭其中,偶尔会看到在狭窄的小巷中忽然一位大叔“咕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地,手划十字嘴里念念有词,抬头仔细寻找原来墙上一块狭小的铭牌指示这是十四站中的一站,而他的身后则是坐在小餐馆的露天平台上大嚼鹰嘴酱薄饼和阿拉伯烤肉的食客们。

大名鼎鼎的圣墓教堂其实也并不算宏大,而是被包夹在几幢中世纪风格的建筑之间。教堂内人头攒动几乎被挤得水泄不通,集体吟唱圣歌的声音此起彼伏潮水一般涌来。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教堂内的三大遗迹耶稣殉难处、耶稣停尸石和耶稣墓前几个小时,只为能得到一个伸手触摸他曾经躺过地方的机会。

圣墓教堂大门圣墓教堂大门

圣墓教堂本身的历史也并不简单,基督教的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都反复争夺过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有意思的是,打开教堂大门的钥匙被保留在了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家族的手中世代相传。时至今日这个家族的传人每日依然手握钥匙执行着早晚开关大门的职责,并在开放时间内坐在大门口的长凳上作为象征性的守卫。

圣墓教堂的阿拉伯守门人圣墓教堂的阿拉伯守门人

很难想象的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世界三大宗教互相之间有着难以解开的仇怨历史,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它们都曾经互相激烈流血冲突,死伤人数数以千万计。但今日这方圆不到一公里的耶路撒冷三方圣城却好像一个特设安全区,教徒们在此毗邻而居,交织生活在一起,不得不面对另外两方的客观存在,形成了一种难以用言语清晰描述的奇异平衡。

这种宗教的对立与平衡当我们游览另一个以色列城市拿撒勒的时候体会得更明显。拿撒勒据传是耶稣的故乡,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徒们于1969年集资兴建了圣母报领堂新堂,成为以色列境内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堂。但拿撒勒现在又是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城市,显然在市中心出现了一座如此高耸的基督教堂在周边的穆斯林眼中看来并不顺眼。于是当地人也计划在圣母报领堂旁边建一座比它还要宏大的清真寺,资金到位设计也完成,直到开工前它才被以色列政府叫停。

一位基督教修士从我们身边走过。他出教堂大门,沿着遍布阿拉伯语招牌的大街走下去。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陷于异教城市中的基督徒会感受到怎样的压力与危险,但转念一想,生活在拿撒勒的穆斯林又何尝不是被以色列犹太教徒们所包围,而以色列作为一个孤立的小国又被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封锁,而伊斯兰文明又面临着被西方文明所倾轧的危险,这真是环环相扣、互相嵌套的迷局。

我也才想起那个刚下飞机在出租车上的问题,它似乎现在有了答案:以色列这块土地也许并不富饶,但它作为三大宗教的发源与发展的圣地,完全是各自信仰者们的一念执着支撑了两千年来对于这块土地反复的争夺,为此不惜展开残酷的杀戮并牺牲了众多的生命。

从橄榄山西看,近处是耶路撒冷老城,远处是新城从橄榄山西看,近处是耶路撒冷老城,远处是新城

离开耶路撒冷前往因·盖蒂基布兹的这一天又是一个安息日,这个宗教化的城市又给无知的我们轻松上了一课:从酒店结账出来,我才发现往日繁华的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们知道安息日犹太人经营的商店和饭馆会歇业,但没想到全城所有的公共交通也都停驶,几乎所有的私家车辆也都消失不见,只有偶尔经过的西方滑板少年在空空荡荡的马路当中恣意飞驰。

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也大门紧锁,我们只好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等待。一位推着婴儿车的犹太夫妇走过,男人看着我们友好地摇摇头,告诉我们:“这是安息日啊,大家都待在家里祈祷呢。等日落吧,太阳完全下山以后才会有第一班长途车出发。”

原来以色列的安息日真的是所有一切犹太人都“安息”了,除了我们这些外国游客,只有巴勒斯坦司机们开着的出租车在街上游弋。我手机查了一下,前往一百公里外的因·盖蒂基布兹,出租车费居然要2200多人民币,于是向路过不断“献殷勤抛媚眼”的司机们摇手:这个价钱,在打折季,我都可以买张机票回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