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布兹,共享一切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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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抹去”私人空间的概念划分,创建了开放的共享工作空间。

基布兹之旅

早年在法国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以色列基布兹的大名。按照很多西方激进左派的认知,当今世界上有两个比较成功的安那其主义社区:一个是隐藏在墨西哥深山中的萨帕塔主义者建立的自治社群;另一个就是散落在以色列全国各地的基布兹。

基布兹的起源和20世纪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大约在1900年代左右,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由于遭到所在国反犹主义浪潮的威胁,同时深受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返回巴勒斯坦居住。这样的回流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而是以亲属、朋友和小型族群为单位,众人集资向居住在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人和一部分希腊移民购买小片土地,建立以农耕为基础,互相独立,人口规模数百人的居民点,并将之命名为基布兹。

死海绿洲,作者供图死海绿洲,作者供图

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很快掌握了高超的农业技术,以善于精耕细作闻名。强劲的生产力使得基布兹这种特殊的犹太村庄形式在巴勒斯坦地区内迅速流行起来,在1940年代达到了高潮。它是犹太人得以在巴勒斯坦地区逐渐扎根生存下来的重要依靠,也为1948年以色列建国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如今,以色列全境的基布兹有270个,超过10万人在基布兹中工作和生活。

在1930—1950年代之间,基布兹接收了不少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这些人带来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思想和运作方式,逐渐将一部分基布兹带向具有安那其主义色彩的共享主义社区模式:直至1980年代,很多基布兹内实行的依然是公有制,基布兹成员仅保留有限的个人财产,成员共同劳动,并分配所需,由基布兹统一为所有成员提供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内的所有生活必须条件;而不同的基布兹之间平等而独立,互相协作但并不存在归属和领导关系;对于以色列政府,它们则依然保持着很强的独立自治色彩。我这次要去的因·盖蒂位于以色列和约旦交界的死海边缘,是经营发展得比较成功的基布兹之一。

因·盖蒂附近的山谷,作者供图因·盖蒂附近的山谷,作者供图

长途车抵达因·盖蒂时已是深夜。夜色中可以隐约分辨出它位于一座大山半山腰,四周被铁丝网护栏所围绕。电动大门旁有军队营房,持枪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担任警戒。基布兹大门外是一片戈壁沙漠,但车一开进大门,立刻就变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长途车把我们“卸”在了一座窗明净几的现代化酒店门口,而我们下车后的第一感觉是:酷热。这里比起耶路撒冷还要炎热和干燥。

因·盖蒂居民房屋,作者供图因·盖蒂居民房屋,作者供图

早上起来,踏出房门站在高处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个基布兹的地理环境。它面朝着蔚蓝色的死海,背靠着几乎寸草不生的戈壁山丘。在山与山的峡谷之间,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人工植被,或者是一片树林,或者是被开垦的一小块农田。而回身审视基布兹,大概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了参天的大树和各种绿色植物,名副其实是一片沙漠中的绿洲。

酒店安排了一位导游来领我们参观基布兹的植物园,但由于我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她临时改变了计划,开始介绍起因·盖蒂的历史和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她实际年龄已经年近八十,但面色红润步态轻盈,看上去大概只有六十多岁。她说着一口纯正的美国英语,细问之下才知道是出生于洛杉矶来自于美国的移民,已经在因·盖蒂居住了将近六十年。

因·盖蒂女导游,作者供图因·盖蒂女导游,作者供图

为什么会由富裕的加利福尼亚来到这千里之外的荒蛮燥热的戈壁滩生活?她想了想,这样回答: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在青春期时代,正直美国嬉皮士运动兴起,年轻人吸毒、性解放、热衷于学生运动,而她则有些厌倦这样极端的生活方式。由于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孤身一人来到以色列。她并没有停留在特拉维夫或者海法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径直去了北部的一个基布兹生活,并和一位农艺师结了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带领一个访问团来到死海参观。彼时因·盖蒂刚刚建立不久,一众人正热火朝天地在荒漠中开垦农田。她打电话给新婚丈夫,告诉他这里急需农业家。尽管丈夫对死海酷热难耐的天气有所顾虑,但在她的坚持下,还是搬到了这里,并一住就是五十多年。

我们站在基布兹边界的矮墙向外眺望,她指着峡谷间空地上的一片树林说,那就是当年她丈夫带领基布兹社员们一起开垦的绿地,又回身指着园区内的所有植物说:在他们刚刚来到因·盖蒂的时候,我们所站的地方是一片戈壁沙漠,没有任何植被。而眼前所有这些树木花草都是社员们从世界各地气候相近的地区引进而来。

我走近才发现无论是几人才能合抱的大树,还是一株株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根部都埋设着一根细细的橡胶水管。放眼望去,水管结成了一整片网络,联通了基布兹内的每一株植物。导游介绍,这就是以色列闻名世界的滴灌系统:用于灌溉的水管半埋入地下,以电脑控制,灌溉的水量根据植物的种类和大小精细到以“滴”为单位计算。在干旱炎热的气候下,它避免了灌溉水的快速蒸发,让每滴水都得到效率最高的发挥。尤其在死海边这片盐碱度超高的土地上,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耕地的土质,让其变得适合植被和农作物生长。

但在这茫茫沙漠中,用以灌溉的淡水水源从何而来呢?导游指着不远处的大山说,自古以来都有死海边缘的山脉中蕴含有丰富地下水的传说,所以当人们在20世纪初在这附近山体岩洞中发现淡水瀑布的时候,真是欣喜若狂。而因·盖蒂的选址就和水源瀑布所在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水资源也并不是取之不尽,近年来死海不断蒸发水量减少,海边已经出现了上百个塌陷的大洞,这也间接让淡水水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它最终会不会影响到因·盖蒂的生存,这是悬在所有人心中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盖蒂基布兹的绿洲与农田,作者供图因·盖蒂基布兹的绿洲与农田,作者供图

让我真正好奇的是基布兹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关系,建设基布兹的钱是以色列政府给的么?导游回答:在以色列建国以前,基布兹就已经以自治的形式存在了很久。以色列政府每年会以资助的形式划拨款项给基布兹以保留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但很大一部分基布兹的初始启动资金都来自于社员们的个人投入。也因此,从一开始,公有制就是绝大数社员倾向的运作方式:无论是生产工具、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所得,都采取了共享模式,相应的也建立了集体管理基布兹的自治模式。基布兹每年按照国家法定要求缴纳税收,换来以色列政府派遣国防军保护基布兹的安全。但除此之外,以色列政府无权任命基布兹的领导人,也无权干预基布兹内部的各方面事务管理。这便是基布兹最特殊的独立自治地位。

通常情况下,社员们选举出管理委员会负责安排基布兹一切行政和日常事务,而每一个工作岗位都由委员会基于社员的能力、特长和个人意愿统一分配。所有岗位(包括最高核心管理者)每隔一定时间会实行轮换,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终生只从事一项工作。导游介绍说因为她英语是母语,所以几十年来被一直安排做对外接待工作,而像她这么长时间从事同一个工作的应该是极少数。

我们穿过植物园向因·盖蒂的居民区走去,在一排排的大树后面,掩映着基布兹为每位社员兴建的独立房屋,大部分都干净整洁但显得有些陈旧。路过一处小屋门口,堆放着各种各样彩色的童话人物雕塑,导游跟我说:你看,我们这里也有艺术家,这一家的女主人就是一位雕塑家,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她就在屋前的空地上工作,作品无论大小都免费赠送给社员们。

在一个鲜花和草地铺设的小广场旁边,是基布兹的儿童活动中心。孩子们下午从学校返回后,总有三四个小时是待在活动中心结伴玩耍。在六七十年代,基布兹曾经实行了更为“极端”的儿童养育制度。孩子们从一出生起就不在家居住,而是由幼儿园和学校负责培养,虽然他们每天都会有几个小时和亲生父母待在一起,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集体中渡过,并养成了共享一切的习惯。曾经有从基布兹外出服兵役的年轻人,一到军营就在营房当中放置一个纸箱,将领到的所有生活用品都放置其中供大家分享,这是典型的基布兹体系教育下养成的生活习惯,这让其他从大城市来的年轻人十分惊讶。

在居住区尽头是一座外形简朴但占地面积不小的建筑物,这便是著名的基布兹食堂。它是基布兹生活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除了为社员们提供餐食,一切重要的事务都在这里由大家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我透过玻璃窗向内张望,一排排桌椅整齐排列,好像国内大学的学生餐厅。据说最早的基布兹食堂会采用一体的长桌和平板长凳,以显示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身份和发言权。

因·盖蒂食堂,作者供图因·盖蒂食堂,作者供图

今日的因·盖蒂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导游犹豫了一下,这样回答我:早年的基布兹是建立在农业耕作的基础上的,因·盖蒂也不例外。大家怀着满腔的热情,憧憬可以建立起一块非宗教化的、共享主义式的农业社区。在艰苦的条件下无论男女都努力劳动,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沙漠中出现了一片片绿洲,农田中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因·盖蒂就曾以它出产的西红柿而闻名全国。

但外部世界在飞速地变化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物质文明同样也吸引着基布兹的社员们。特别是在通讯和媒介迅速发展以后,外部世界产生的离心力逐渐凸显出来。基布兹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年轻人很多都选择了离开:不少人服完兵役后并未回归故里,还有一些人享受了基布兹社区提供的全额大学学费,但在毕业后却留在了大城市工作。人口流失因此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导游自己有六个子女,四人生活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一人生活在美国,一人在比利时成家立业。他们之中没有一个选择留在因·盖蒂。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基布兹的农产品因为成本高昂和产量有限,已经不具备竞争力。几乎所有的基布兹都在1980年代开始向工业化转型,很多都开设了工厂和企业。因·盖蒂因为毗邻死海而转向了旅游业,兴建了星级旅馆,并在几公里外的海边修建了海浴中心吸引外国游客前来观光。但无论是发展工业还是旅游业,都间接瓦解了农耕劳动所带来的合作共享模式——它们需要更复杂而多层的劳动管理方式来运营。

也正是这个原因,基布兹内部开始了有限度的私有化,人们从工作岗位上支取工资,拥有了更多的私人物品,甚至购买了自己居住的房屋,而基布兹内部开始向社员们收取社会福利费用和公共设施费用。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全境的绝大部分基布兹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而这一切都和最初将人们聚拢在一起的理想渐行渐远。

1953年,因·盖蒂基布兹,作者供图1953年,因·盖蒂基布兹,作者供图
1962年,因·盖蒂基布兹,作者供图1962年,因·盖蒂基布兹,作者供图
2017年,因·盖蒂基布兹,作者供图2017年,因·盖蒂基布兹,作者供图

下午,我坐着酒店提供的专车去了海边。含盐度超高的海水确实让人都轻易地浮出了水面,但却刺得我被阳光晒伤的皮肤火烧一般的灼痛,而涂抹在身上的宝贵死海黑泥又似乎提供了大量的养分安抚了被灼伤的皮肤。晚上,我在基布兹的餐厅享用了一顿丰盛的自助餐(相比起吃到的美味烤牛肉和羊排,差不多220元人民币的价格在以色列已经是相当合算),然后来到泳池边在躺椅上惬意地看夕阳,在落日余晖中可以隐约瞥见死海的另一边横亘起伏的雄壮山脉——那已经是约旦王国的境内。而我则再一次忍不住感叹:在这样一片荒蛮的不毛之地,也只有依靠集体主义方式和乌托邦式的理想化指引才能开辟出一块如此美丽的绿洲。

无可否认的是,基布兹是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间接形成的产物——没有犹太人积蓄千年的受难意识,没有寻求国土的强烈民族自救意识,没有生存在敌对阿拉伯国家武力挤压下的求生意识,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以这样的当代斯巴达方式紧紧团结在一起劳作和生活。但是,基布兹一旦形成,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便努力摆脱宗教、文化和体制的束缚,尝试探索一种逆行于世界主流的存在方式。它尽量保持了一个人数极少的群体模式,在激情澎湃的同时却拒绝权力的绝对中心化,用细致、理性和科学的合作方式去改造自然,并顺应其中的规律而生存下来,这在所有现成的人类社会政治组织模式中无疑是个孤例。

难怪那些怀着激进理想的西方左派们会把基布兹当作是希望所在。但是他们能否像犹太人一样,因为民族历史特性而形成如此紧密的凝聚力?它们又能否像基布兹一样,在地理和地缘政治环境的限制下,始终保持一个极小的规模,而避免演变为权力争夺的实验场?这都是无法回答的假设和疑问。

但据我所知,基布兹也对外部世界产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积极影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现在风靡世界的WeWork共享办公空间。它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亚当·纽曼(Adam Neumann)在以色利的基布兹长大,共享一切的生活方式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激发他将现代城市中的办公室演变为某种类型的“临时基布兹”:通过“抹去”私人空间的概念划分,创建了开放的共享工作空间。尽管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盛行于资本主义世界,但基布兹式的共有和分享思路依然可以通过良好的设计找到它的切入点。这可能才是它之于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个多元化的以色列

比我先走一步的查克给我发来消息:“你一定要来特拉维夫,这里简直是另一个国家。”等我在特拉维夫下了火车,才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

这是一座国际化大都会城市。市中心密集的高层办公楼上贴着IBM、微软和苹果公司的巨大Logo,街道上随时走过穿着入时,体型优美健壮的男男女女——以我在世界各国旅行的经验,一个城市中人们的体型越健美,肤色越呈保养后的柔和古铜色,或者更简单的,街上装备齐全带着太阳眼镜慢跑的人越多,就说明这个城市越富足和西方式的国际化。特拉维夫正是如此。

傍晚时分,市中心连排豪华酒店前长达数公里的海滩上坐满了泳装男女,海面上不断涌起的海浪间穿梭着五彩各异的冲浪板;无论是黑色长袍的犹太教徒,还是一身连体工作服的农耕劳动者,都在这个城市中无影无踪,只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男女们操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各国语言,手拉手走在长长的海边石堤上,欣赏着即将从海平面上落下的火红色太阳。

特拉维夫特拉维夫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感觉经过十天的异国宗教和文化之旅,终于再次回到了一个熟悉亲切的享乐主义城市氛围。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面积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存在着这样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充满政治纷争与近乎极端宗教化氛围的耶路撒冷、朴素自然世外桃源般的因·盖蒂基布兹社区和完全西方化享乐式的自由主义城市特拉维夫。在我去过的国家中,还从未看到过有这样天壤之别的不同社会形态在一个国家内共存。

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史学者,特拉维夫大学教授施罗默·桑德出版了三部惊世骇俗的著作《虚构的犹太民族》《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和《虚构的以色列地》,在其中他提出了具有极大争议性的观点:无论是犹太民族的唯一性,还是它的受难流散历史,抑或是“以色列地”(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民族国家存在之地的历史依据,都是19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所杜撰出来的虚构想象——他们隐藏了犹太教曾经作为可皈依宗教在地中海沿岸广泛传播的事实,也掩藏了被认定的犹太民族在人种上极为多元的构成,更忽略了“以色列地”从一开始就是多民族共同居住地的历史记载。这一切都源于这一族群因为宗教信仰而被“戴上”的犹太人头衔和随之而来受到的广泛宗教歧视。它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并构筑了一系列为其意识形态服务的历史神话,来验证复国主义的合理性和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正当性。

特拉维夫港特拉维夫港

无论施罗默的观点具有多么大的颠覆性,它都指向了一个20世纪的既成事实——在以色列地/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在宗教、政治和军事纷争中,最强有力的力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而失败者则忍受了永久的屈辱,这其实是过去三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反复发生并不断循环的历史轨迹。而施罗默著作的潜台词是,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特别是在20世纪)被不断残酷迫害的族群,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一旦熟练地运用了理论工具并最终在实力上强大起来,它就不可避免地和它的敌人们殊途同归。

在和以色列影评人们的讨论中,其中一位这样评价:这是一个既极端保守,又神奇地特别开放的国家。犹太人的历史境遇、民族特性和宗教文化,让他们时刻处于一种“抱团求生”的内在心理习惯之中;但同时,它向前顽强生长的本能驱动力,它流散世界各地而形成的多元构成,以及宗教信仰内在蕴含的先验式逻辑,又无法抵御开放而世俗化的趋势,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完成不断更新自己的使命。这让我们在此看到了如此多样甚至是互相对立的生活形态。而无论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形成建筑在怎样的纷争、苦难和矛盾冲突之上,多元化都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特殊魅力。